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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的糧食政策與糧食問題
    日期: 2012-03-15      【字號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發生65周年。引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因糧食減産,加上19472月初上海爆发“黄金风潮”,大陆通货膨胀传导到台湾,使台湾米价飞涨,有段时间市场上甚至买不到米,形成“粮荒”,是引发民怨、导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里想就“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的糧食政策與糧食問題,简要谈一谈。

米是台灣人民的主要食糧,很長時間以來也是台灣的主要外銷産品,日據時期,爲了日本本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需要,殖民政府非常重視台灣稻米生産,蓬萊米的研發與推廣就是重要的曆史事件,加上化學肥料的廣泛施用,水利工程的興修建設,農會和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組織的配合等因素,日據時期台灣稻米産量有很大提高,米的單位面積産量在1910年代是每公頃産糙米1,379公斤,1920年代增至1,594公斤,到1938年達到日據時期的最高水平,每公頃米産量爲2242公斤,該年米的總收獲量則達到將近138.8萬公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農業生産受到很大影響,稻米的種植面積和産量都逐年下降,但每年的糙米的産量仍在100萬公噸以上。1945年,受戰時化肥輸入減少,一些水利工程因疏于維護而失去灌溉排水功能,部分農田受盟軍飛機轟炸而遭到損壞,以及日本征召台灣青年上前線、致使農業勞動人口減少,再加上該年6月、9月均出現大範圍暴風雨天氣,全省水稻受災面積將近兩萬公頃等因素影響,台灣稻米生産大幅減産,該年糙米總産量僅約58.5萬公噸。有學者估算,該年全台食米總需求量至少要94.6萬公噸糙米,需求量與産量之間的巨額落差,使光複之初前來接收的行政長官公署即面臨島內嚴峻的糧食短缺問題。

如何應對這一問題?省政當局一方面自然將恢複農業生産、增産糧食作爲農林施政的首要目標。1946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權衡緩急,就將近期目標(五年建設計劃)確定爲恢複戰前生産水准。但因爲化肥不足,水利工程的維修、興建需要大量資金,農業技術指導人員缺乏等諸多困難,光複初期台灣糧食增産比較緩慢。1946年,台灣糙米産量約爲89萬余公噸,仍未達到島內的總需求量。

解決糧食問題的另一途徑是對糧食流通與消費環節的管理。日據末期,殖民政府曾在全台實行嚴格的糧食統制政策,對糧食的收購、配給、儲藏、加工、輸出、價格等全盤統制管理。都市實行嚴格配給,農村則除留下最低自用量外,全部由政府強行收購,並鼓勵台人以番薯代替米食用。19451025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管台灣後,面對米糧嚴重不足的問題,試圖通過沿用日據後期的“總收購總配給制度”,以全面征購、計口授糧的方式渡過危機。19451031日,行政長官公署公布了《台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要求農民將自用以外的糧食全部賣給政府委托的地方農業會倉庫,食米供應方面,人民可以設店零售,但零售價格每百公斤不得超過166元,並暫時禁止米谷外銷。該辦法頒布後,民間余糧一律封存,行政長官公署還計劃在完成米谷收購後,繼續辦理糧食配給。但由于收購價格較低,且此時各地方政府還在辦理移接中,政府公權力也很有限,所以地主、農民都不肯將稻谷繳售,政府手中無法掌握糧食,糧食配給自然無法實行,對米價也就難以控制,在黑市上米價不減反增,糧食問題因此反而更趨向嚴重。次年111日,行政長官公署不得不宣布廢止這一臨時辦法,取消總收購總配給制度,允許省內糧食自由買賣流通。

194631,行政長官公署成立糧食調劑委員會,由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任主任委員,長官公署秘書長張延哲、糧食局長吳長濤、警備總司令部處長熊克禧等三人出任副主任委員,並聘請社會人士爲委員,負責調劑民食、平抑糧價、取締囤積、暢通糧源等工作。該委員會還委托在日據時期即從事糧食工作的李連春,和全省産糧區的鄉鎮農會、大地主、大農戶、大糧商等商量、勸導,使其出售稻米。行政長官公署還曾向大陸其他省份借調糧食,也曾借調軍糧,通過種種手段增加糧食供應。在省政當局的多方努力下,19466月第一期稻米收獲後,台灣米價有所穩定。

1946年上半年的米價上漲雖暫時得到控制,但經過此番折騰,台灣政府和民間的存糧都幾乎用磬。因此當1946年底青黃不接,米價上漲卷頭重來之時,政府對于平抑米價的能力更爲有限,糧食問題因此更爲嚴重,並引起台灣社會的不滿情緒,不少人懷疑糧食被政府運到大陸。

“二·二八”事件之後,爲平息台灣社會的不滿情緒,省政當局在各方面進行了一些政策調整。針對糧食問題,台灣省政府在194751日公布《台灣省糧戶余糧及合作社糧商存糧辦法》;510日,廢止余糧登記辦法,並訂頒余糧售賣管理辦法;512日,撤廢省糧食調劑委員會;79日,通過糧食收購辦法,並改進隨賦征購稻谷與肥料換谷政策。一系列的糧食政策,旨在降低農戶損失,並和糧食大戶形成競爭削價的局面,從而穩定糧價。與此同時,進一步推行糧食增産政策,鼓勵糧食作物的種植,1947年台灣糙米産量達99.9萬公噸,此後逐年增長,至1950年超過了戰前最高水平。糧食管理方面,各項制度也逐漸形成。爲了加強政府對糧食的供應與調節,糧政機關先後采取了多種方式掌握糧食。除1946年第一期開始實行的田賦征收實物、公地佃租折收實物外,1947年起,又先後實行了隨賦帶征縣級公糧、隨賦收購糧食及大中戶余糧收購、肥料換谷、豆餅換谷等等。因光複初期的“糧荒”之鑒,加上後來軍需民食不斷增加的需求,很長一段時間內,增加糧食生産、充分掌握糧源,成爲台灣糧政機關工作的重心。也因爲糧食産量逐年增加,政府掌握糧食數量充足,進入1950年代後,台灣島內糧食消費無虞,糧價基本穩定。(作者爲中國社科院台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程朝雲)